青海治疗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pf/a_4710729.html

（全文约字，阅读时间取决于你的阅读速度）

最近因为肺炎疫情的缘故，感觉空闲时间多了一些，而一本早已买回来却一直没动过的书，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因为它的题目进入了我的优先阅读序列（说优先，是因为，买回来却没看的书，太多了...）。最近终于看完，决定写一篇本书内容的总结。

虽然免不了在行文时有些评论和发散，但这并不完全是一篇读后感——这本书完整的逻辑框架、细致的论证和全新的学术角度，让我看完以后除了恍然大悟，发现历史的进程原来如此，并表示完全赞同外，确实没有太多富余的感慨，可能也是因为这本人类学研究著作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实在太大，以至于无所不包，非要在其中引发出一些个人的抒情和议论，多少显得画蛇添足了。

言归正传。以下内容大部分是对书籍原文的概括和直接摘抄，以及少量的个人感慨，不再具体区分。

首先说一下作者写这本书的缘起。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是一位复合型人才，就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本职工作是演化生物学家，主攻鸟类演化。作为一名需要深入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人士，他把许多年花在了那些受现代文明影响最少，也就是当地社会比较原始落后的地区。

戴蒙德在新几内亚度过了很长时间，在观测和研究鸟类的过程中，他长期深入森林，与这个世界上距离现代文明最远的土著人一起生活，并在他们的帮助下认识各种动植物和它们的特点。毫不意外地，在长期的相处中，他获得了对土著人社会非常深入的了解，并以更加平等和带有感情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原始人”。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前夕，一名当地土人政治家耶利有机会与戴蒙德进行了一次长谈。耶利提出了一个让戴蒙德思考很久，也就是《枪炮、病菌与钢铁》要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难以回答。作者当时没有回答出来。历史学家对此意见不一，大部分人直接放弃了追寻答案。这个问题延伸开来就是：为什么来自欧亚大陆的民族，特别是仍然生活在欧洲、东亚和移民北美的民族，控制着世界上绝大部分财富和权力？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或者澳大利亚土著杀害、征服和消灭欧洲人和亚洲人呢？

直接的原因当然很简单：当这个世界的各个部分开始全面接触的时候，也就是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以后，欧洲殖民者来到了美洲、非洲、南亚、东南亚、澳洲和太平洋岛屿，他们有更高级的技术，更有威力的武器，更坚固的铠甲，更严密的组织纪律，还有强大的国家在背后支持，所以他们用刀剑和枪炮打败甚至屠杀了只有木棒和石头的当地土著人。

那么下一个问题，也就是本书要真正解决的就是：为什么当欧洲人和亚洲人有了刀剑、枪炮和庞大的国家的时候，美洲的印第安人和玛雅人还在用石头和木棒，而澳洲土著连几千人以上的大型社会都没有？为什么不同大陆上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有快有慢？

作者经过研究，发现这种发展速度的差异，不是因为文化的差异，也不是因为智力的差异，而纯粹是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让欧洲人打败美洲人的根源，其实是几种作物、牲畜和由此产生的传染病。

用作者原话说：“总结一下新大陆和欧亚大陆西部地区过去年的历史，可以弄清楚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只不过是两条漫长的通常互不相干的历史轨迹的顶点。这两条轨迹的差异表现在这两个大陆在可驯化的动植物、病菌、定居年代、大陆轴线走向以及生态障碍方面的差异。”

下面展开说明。用于比较各个大陆历史发展的起点是公元前年左右。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村社的诞生时间。上一次冰期已经结束，美洲已经有了首批定居者，各个大陆的人类此刻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

虽然人类学家认为万年前人类就在非洲起源，并且在万年前就已经分布到了亚欧大陆东部，但更有意义的人类发展史在五万年前开始。那个时期，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克罗马努人在东非、近东和东南欧先后出现，然后向整个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扩散。但直到今天，东亚人（尤其是中国人）到底是万年前便到达此地的远古祖先的直系后裔，还是在数万年前被扩张的克罗马努人取代后的后裔，至今仍没有定论。东南亚很多人类的祖先也依然存疑。而在欧洲，克罗马努人在距今4万年前消灭和取代了此前在这里生活的尼安德特人，已经是很确定的事实了。

在数万年前的冰河期，全球的海平面比今天低很多，东南亚的很多岛屿当时被陆地连在一起。公元前4万年或更早，人类就通过这些大陆桥一路步行来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各个岛屿，然后乘简陋的小舟通过并不宽阔的海面抵达澳大利亚。另一方面，冰河期的寒冷气候让亚欧大陆北部十分不适宜生存，人类在到达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两万年后才到达西伯利亚地区生活，然后在公元前1.2万年左右，走路通过冰封的白令海峡抵达阿拉斯加和加拿大，正式踏上北美的土地。接下来他们一路向南，用0多年的时间扩散到了南美洲的最南端。这样，除了新西兰和大洋上的一些孤岛，公元前年，世界的主要陆地上已经都有人类的踪迹了。

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首先来讲一下人类社会的一种分类方式——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

狩猎采集社会是人类社会最初的形态，从几百万年前就开始了。这一社会中的人类就和猩猩相似，是靠直接摘取自然界中现成的食物来生存的。他们手中只有最基础的石器，可以杀死动物、捕捉鱼类、采摘植物的根茎、果实之类的。

农业社会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类脱离了完全从自然界中找现成的食物，而是学会了自己种粮食、种瓜果蔬菜，养猪、牛、羊、马等等。

而工业社会，很显然又是在农业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社会从简单变复杂、从低级变高级的规律适用于所有人、所有大陆和地区，不能跳级，除了得到振金的瓦坎达人。

稍有常识的同学都会知道，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业社会可以暴打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可以暴打狩猎采集社会。“现代人”可以暴打“土著人”。那么狩猎采集社会到底差在哪了？

狩猎采集社会有以下几个限制。

第一是人口少。因为一个地方的动物和果实都是自然生长的，数量有限，能够养活的人类也有限。而且这个人类群体必须不断地变换居住地，以获得新的食物来源。

在这一转移过程中，一个母亲最多只能抱住一个孩子，所以在她最小的孩子不能独立行走并跟上大部队之前，她无法再次生育，或者生下婴儿也要被迫遗弃，这让狩猎采集族群女性的平均有效生育间隔为4年（两个孩子年龄相差不到四岁，大概率要死一个）。

第二是无法发明和发展大量复杂的工具技术。原因也很简单，不断变化的营地让每一个人只能随身携带很少的物品。比如人类最早的化工成就——陶器制造，对狩猎采集民族来说就十分多余，每次搬家都会让好不容易烧制的盆盆罐罐变成一堆碎片（当时没有车、没有轮子、没有储物箱也没有编织袋，所有东西都靠手拎，而必须携带的物品清单里已经有石斧、长矛、弓箭和孩子）。更复杂的技术，比如比如青铜冶炼，需要固定的生产场地，对于终日流浪搬家不止的人来说就更不可能了。

第三是人人都要劳动，没有富余的食物养活专门的官员、士兵或者工匠。这也是导致上一条发生的原因之一。

狩猎采集族群的人数通常只有几十到几百人，人人平等，共同分享食物。对原始的狩猎采集族群来说，食物常常是匮乏的，饿肚子是常态，如果一个地方食物特别丰富，那人口也会激增，直到重新形成食物刚刚够吃的生态平衡。所以每个人都要为了吃饱肚子而努力，难以闲下来专门研究技术发明、教育或者行政管理。

第四就是社会规模都很小。较大规模的社会，人际关系就会变得复杂，充满了矛盾冲突，在没有专门的强力机构干涉的情况下，一个狩猎采集社会的最大规模只能有几百人，这几百人都可以通过某种血缘和姻亲关系取得联系，也基本都互相认识，任何两个人产生矛盾要暴力解决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中间人帮忙调停，维持这个没有法律的社会的稳定。一旦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过多，总是难以避免分崩离析的命运。

人类历史上，强大的群体消灭或者同化弱小的群体，并不是西方殖民者的专利——这种事几十万年来一直在发生。只不过在大家都狩猎采集的时候，某个族群一旦人数太多了，就会因为内部矛盾分崩离析，无法形成合力去征服其他更多群体。

最终的结果是，弱小的群体有的被消灭，更多的逃往更远的地方，而强大的群体在人口过多时也会分裂成几个小群体，从而客观上造成1.3万年前的时候人类足迹最终遍布世界（新西兰、南太平洋部分岛屿、南极除外），全世界所有人类可以生存的地方都布满了小的人类群体，从高山密林到荒漠戈壁再到北极冰原，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足够大到称霸一方，直到农业社会来临。

农业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

农业的产生，第一增大了人口，特别是人口密度。

大自然中的大部分动植物并不适合做食物，它们有的有毒（比如一些蘑菇和果实），有的是人类无法消化的树皮、树叶（占植物的绝大部分），有的营养价值太低，有的吃起来太麻烦（比如很小的坚果、昆虫），有的捕猎太危险（比如犀牛和狮子）。真正能被我们拿来吃的食物，却零零散散地分布在不能吃的动植物的汪洋大海里，费半天劲去精挑细选，找到了也往往只有一点。

是农业，让我们能吃的植物，有史以来第一次构成了某一片土地上生物量的90%而不是1%：人类砍掉树木，拔掉杂草，让一片土地上生长出密密麻麻的单一的植物——小麦、水稻、大豆、马铃薯，就能从同样面积的土地上获得几十倍、几百倍的碳水、脂肪和蛋白质。于是，人口第一次有了暴增的空间。同样大小的土地，能养活的农民和牧民是狩猎采集人口的10倍到倍。

农业带来的第二个影响是从颠沛流离的生活转入定居生活。

在一个地方种粮食，就必须要守在这个地方耕地、播种、浇水、保护、收获、储存，不能离开耕地到处乱跑；同时粮食产量相比于狩猎采集收获量的暴增，也让人没必要再四处乱跑。村镇随着农业的产生而自然产生了。定居生活让女性可以不用在转移营地时抛弃自己的婴儿，从而使生育间隔从4年缩短到1至2年，人口增速成倍提高。同时定居让人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可以搞发明创造，并且有固定场所研究和应用各种技术，比如青铜冶炼和制陶，和狩猎采集社会拉开了技术差距的第一步。

第三是多余的粮食可以养活一批不用体力劳动的人。

个农民种的粮食可以养活个人的话，10个人就可以靠其他技巧和智力、特长养活自己。于是，行政官员、手工业者和专业士兵出现了。行政官员的产生也是自然而然的：一开始所有物资都匮乏，大家互相帮助，共享收获，勉强生活，后来有了富余的粮食和其他制造品，就需要分配这些物资。原来社会里一些有领导能力、德高望重的人被大家推举出来负责分配工作，他也借此机会增加了自己和亲人的影响力，并培训自己的子女、亲信学习行政技巧。慢慢地，一个专门的官员阶层就形成了。

形成行政机构以后，法律也随之产生，目的是解决日益增加的矛盾冲突，因为人口过多，现在人与人之间已经不再像一个家族那样可以找到中间人调停。法律的出现解决了陌生人之间的矛盾问题，也为超过几千人的社会的形成消除了最大的暴力隐患。为了维护法律，也为了维护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专业化的军队出现了。

有了粮食，有了政府，有了军队，有了绝对优势的人口，几万人拿着铜戈铜剑对阵几百个拿石头木棒的，农业社会对狩猎采集社会的全面军事优势，正式形成了。

从公元前年前新月沃地（今天的中东两河流域）第一次出现以小麦为核心的农业以来，农业社会就开始不断壮大，并且征服和吞食周围的狩猎采集社会，直到后者也被迫发展农业来保障自身生存，或者被消灭。这样，慢慢地，从中东开始，整个欧亚大陆西部和中东，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都变成了农业社会。

在亚洲的另一边，中国也在公元前年发展出以水稻和蜀黍为核心的农业，从黄河流域的几个小部落起家，通过农业社会之间激烈的竞争融合（炎黄蚩尤、周灭商、春秋战国），同时一步步将周围未能进入农业社会的“夷狄”或吞并或驱逐，最终在年前扩张成东亚最大的帝国。这一过程，同样持续了几千年。

然而，即使亚欧大陆的两端已经在年里发明了文字、青铜、钢铁、车轮、火药、指南针、造纸、风车、水磨、航海、城堡，即使非洲、澳洲狩猎采集社会仍在日复一日的艰难求生、毫无进步，而美洲土著只是有限地进入农业社会，依然十分落后，但一个关键的问题仍未解决：来到新大陆的欧洲殖民者总人数一开始毕竟太少了，哪怕有火枪和钢刀，又如何打得过人数比自己多几百几千倍的土著文明呢？

答案是，比枪炮更有威力、更可怕的，是病菌。欧洲人身上的传染病让从未接触过这些传染病的新大陆居民——从北美因纽特人、印第安人到中美洲玛雅人、南美印第安人、澳洲土人、太平洋岛民，成千上万的死去，有些病菌的传播甚至比枪炮更早更快。

年，西班牙冒险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带领着名临时拼凑的西班牙雇佣兵，孤军深入秘鲁高原，来到印加帝国城市卡哈马卡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以及他手下的至少4万名印第安士兵。在双方相见的“欢迎仪式”上，光是给皇帝和酋长们抬轿子的仆从就超过了西班牙人的总数。

然而，在双方相见时，西班牙人还是“摔杯为号”，一拥而上活捉了印加帝国皇帝。一名亲历的西班牙士兵写道：

“总督（皮萨罗）向坎迪亚（皮萨罗的兄弟）发出信号，坎迪亚开始开炮。与此同时，喇叭也吹响了，全副武装的西班牙不对，有骑兵有步兵，从他们埋伏的地方向在广场上挤成一团的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冲去...我们已经在马身上缚了响器来吓唬印第安人。枪声、喇叭声和响器声使印第安人陷入一片惊慌。西班牙人向他们攻击，动手将他们砍成几段。印第安人吓得互相践踏，形成一个个人堆，彼此都因窒息而死。因为他们手无寸铁，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可毫无危险地攻击他们。骑兵策马把他们撞倒...”

“留在广场上的那些惊慌失措的印第安人被枪炮的设计和马匹吓坏了——这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他们设法推倒一段围墙，逃离广场，跑到外面的平原上去...当留在城外平原上的一队队印第安人看见别的印第安人喊叫着逃跑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惊慌起来，拔脚就逃。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观，因为整个山谷在15或20英里范围内完全塞满了印第安人...要不是夜色降临，这4万多人的印第安人部队中能活下来的人不会有几个。-0个印第安人死了，更多的印第安人被斩去了手臂或受了别的伤。”

所有印第安士兵没有金属武器或铠甲，而所有西班牙士兵装备了钢铁刀剑、大炮和铠甲。印第安人的木棒、石头、拳头和牙齿对金属铠甲杀伤力为零。印第安人也没有见过马，西班牙骑兵的冲锋加上响器的可怕噪音，让几千几万人的部队直接军心崩溃，而马匹的机动性更是让所有试图逃跑的印第安贵族悉数被追上并被杀死。这就是名西班牙士兵对4万印第安士兵的战果。

这场以一当百的战斗虽然是欧洲入侵美洲历史的一个戏剧性象征，然而真正摧毁美洲土著社会的是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被欧洲传染病杀死的美洲土著，是直接死于刀枪之下的人数的成百上千倍。

在年皮萨罗带着个人登陆秘鲁的5年前，其他西班牙探险队带来的天花已经深入了有几百万人口的印加帝国，并杀死了大批的人口，包括卡帕克皇帝和他的指定继承人。上文中被皮萨罗活捉的阿塔瓦尔帕皇帝当时正和另一个兄弟内战（因为老皇帝和继承人都没了），这场内战让印加帝国元气大伤，也让西班牙人坐收渔利，利用他们的内讧拉一派打一派，侵略大业轻松了很多。

被传染病杀伤最惨的还不是印加帝国。北美印第安人有大量散居的村镇和部落，总数有万人。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欧亚大陆来的）天花、麻疹、流感、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好像这些病还嫌不够似的，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结核和黄热病。”

这些病菌，新大陆的土著没有接触过，因此其致死率达到50%到%。年，天花随着一个古巴奴隶到达墨西哥，杀死了一半阿兹特克帝国的人口。到年，阿兹特克帝国的人口已经从万减少到万。年，具有大平原最精致文化之一的曼丹族印第安部落，从一艘沿密苏里河逆流而上的轮船上感染了天花。一个曼丹族村庄的人口在几星期之内就从人减少到不足40人。加勒比海的海地岛（伊斯帕尼奥拉）的印第安人口，在年哥伦布到访时有万，到年已经全部死绝。年一位斐济酋长去澳大利亚访问时感染麻疹，他回到斐济后，麻疹杀死了斐济人口的25%。年时夏威夷土著还有50万，到了年，因为梅毒、肺结核、斑疹伤寒和天花的轮流传播，当地土著人口只剩7万多人。

可是，为什么是欧洲人把传染病传给美洲人、澳洲人，而不是反过来？直接的解释就是，欧洲人对上面列举的种种传染病普遍有抗体，而美洲澳洲土著缺乏免疫力，也就是从来没见过这些传染病。而美洲、澳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传染病可以去感染欧洲人。事实上，欧洲殖民者在热带非洲和东南亚、印尼一些地区殖民进程缓慢，也是因为饱受当地特有的热带传染病之苦。

可是为什么欧洲人有传染病和抗体呢？因为绝大部分在人类历史上造成重大杀伤（包括在欧洲亚洲）的传染病都来自牲畜。亚欧大陆的养牲口的历史太长了，和牲口接触太密切了，来自动物的传染病早就被这些人类所习惯（直到有人开始吃蝙蝠穿山甲果子狸，给自己开发新病毒）。

而且，传染病需要足够大量且密集的人口来充分传播，只有城镇的形成才能够支持这样规模的传播，而一些小部落里面如果出现传染病，那这个小部落的人死绝了，传染病也就消失了。

当然，在这一“习惯”的过程中，欧亚大陆的人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杀死三分之一欧洲人的黑死病，以及让欧洲人一度闻风丧胆的梅毒、天花、麻风病、霍乱。只是亚欧大陆的人养殖牲畜太早了，得病死人、形成抗体的时间也很早。

前面说了，农业社会比狩猎采集社会更先进、人口更多，这里的农业也包括畜牧业。绵羊、山羊是公元前年开始从西南亚驯化的，猪是公元前年开始在西南亚和中国各自驯化的，人类掌握这些动物的时间基本与驯化第一批农作物在同一年代。随后，公元前年在西南亚驯化了牛，公元前年在黑海岸边驯化了马，在中国驯化了水牛。

牲畜给人类提供了肉、奶、毛皮、肥料（粪便）、耕地拉车的动力、以及军事机动优势（战马），同时也带来了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没错，所有这些历史上杀人无数的传染病，都来自家畜。它们的历史比起病毒的上亿年进化史，也短的出奇：天花出现在公元前0年左右（从木乃伊的痘痕推断），流行性腮腺炎出现在公元前年，麻风出现在公元前年，流行性脊髓灰质炎出现在公园年，艾滋病出现在年。

在人类驯养某种动物成为牲畜的时候，这些细菌和病毒已经在这些动物身上流行了千百万年了，它们只是恰好借这个机会来到了人类身上，然后或者死亡，或者通过变异适应人体，然后成为一种专属于人类的新的传染病。

例如，麻疹病毒和牛瘟病毒亲缘关系最近，但牛瘟不会直接感染人，麻疹也不会伤害牛。二者相似的基因说明麻疹是变异的牛瘟病毒适应了人体的结果。类似地，肺结核、天花也来自牛，流感来自猪和鸭（所以也有“禽流感，猪流感”），百日咳来自猪和狗，疟疾来自家禽。

在上万年的相处中，饲养家禽家畜的人类大部分获得了免疫力，甚至获得了抗病基因（很多动物也有）。那些没有见过这些家禽家畜的人则对相关传染病毫无抵抗力。

以上的内容都只是一个终极答案的第一层——因为种粮食了，所以有了食物结余、定居生活，所以可以有更多的人口，更先进的技术，更复杂的社会；因为养动物了，所以接触了动物的传染病，所以慢慢人们都有了抗体（没抗体的都死了），所以去新大陆的时候，这些人携带的细菌病毒杀死了没见过它们的土著。而种粮食和养动物，最早出现在了亚欧大陆，所以亚欧大陆最先建立了先进的农业社会，得以快速发展；也有了最多的传染病，居民“百毒不侵”。

可是我们还是没有说清楚更深的一层：为什么农业（种粮和养猪）出现在了亚欧大陆，而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和澳洲？

先给结论吧，非常简单——因为种不出来，养不了，因为黑非洲美洲和澳洲没有野生的麦子也没有野生的猪。驯化动植物是在野生动植物的基础上驯化，没有合适的野生祖先，拿啥驯化？

我们先说粮食。地球上最早的粮食种植出现在新月沃地，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别看这地方现在一片沙漠，战火连天，一万年前可是人类文明火种的巅峰所在（所以才生态破坏成沙漠了）。第一种被人类成功种植的粮食是小麦（公元前年左右），小麦在新月沃地种植成功后，用了上万年时间推广，如今从黑龙江到澳大利亚，从葡萄牙到密西西比，已经遍布世界。

那，为什么是新月沃地最先成功种植了小麦呢？

因为，小麦的祖宗，大自然中本来就存在的野麦，只在新月沃地有。

而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别的地方的原始人不能种别的植物吃呢？

当然可以。但是全世界的主粮里，各项综合优势能跟小麦有一拼的只有水稻和豆类了——野生水稻是一种只有东亚才有的植物，所以中国人运气很好，得到这种“天选作物”来早早开启文明进程加速。而豌豆呢？恰好也只在新月沃地才有！（为什么这几种作物有优势，后面再说。）

我们经常会以为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头脑简单，知识匮乏，但这只是一种基于现代社会的偏见。没错，他们确实对核能、互联网和发动机一无所知，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触这些东西，而不是智力有问题。在利用大自然的动植物资源方面，原始人的知识之丰富、了解之全面，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根据人类学的研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过去上万年里，全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把自己身边所有的动植物详细研究了一遍，包括能否人工种植、养殖以取得更好的收获。换句话说，所有能吃的植物古代人都尝试种过了，所有能吃的动物古代人都尝试养过了。但是一些效果惊人，另一些则毫无成效。

那么，为什么人类选择了小麦？它比其他能吃的植物有什么优势？

作者为植物的驯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栽种某一种植物并由此有意或无意地使其发生不同于其野生祖先的、更有利于人类消费的遗传变化。”具体到一万年前的中东人让野麦变成小麦来说，就是种植野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基因的变异，让变异后的小麦更适合吃了。

我们用来磨面粉的麦粒是小麦的种子。在正常情况下，成熟的麦杆会脱落，让麦粒掉到地上，再次发芽。这种野麦粒虽然同样可以吃，但是从地上一粒一粒捡起来十分麻烦。

某天，一株小麦发生了单基因突变，它的麦秆在成熟后不再脱落了。如果没有人类，那么这种基因的小麦会灭绝，因为它的种子无法落地，也就无法产生后代。但人类发现了这颗完整的麦穗，它是如此容易收割和运输，折下来拎回家就行了，在食用和储藏这株特殊野麦的过程中，某几粒麦子无意间落在地上，于是第二年，更多麦秆不会自动脱落的小麦生长出来...这种基因变异肯定发生了不止一次，这个场景也发生了不止一次，人类获得了第一批易于收获的麦子。

除此以外，新月沃地的小麦、大麦和豌豆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的优势：它们的野生祖先已经可以食用，在野生状态下产量就很高；它们很容易生长，不需要特别的照顾；它们生长迅速，几个月内就可以收获；它们很容易贮藏，一冬天都不会坏；它们是自花传粉，也就是突变的基因可以稳定地传递下去；还有，它们的基因不需要很多改变就可以极易适合人类种植。

相比之下，另外一些能吃的植物就黯然失色，比如杏仁，野生状态下是苦的；比如很多果树，从播种到结果要等好几年；比如草莓和生菜，不可能储存几个月；比如橡树，每次被辛辛苦苦培育出适合人吃的橡子，就会因为异花传粉和松鼠的问题而前功尽弃。

新月沃地的谷物和豆类还有一个更大的优点：碳水化合物含量和蛋白质含量都很高。今天，谷物占人类消耗的全部热量的半数以上，也占据了12种主要作物中的5种（小麦，玉米，稻米，大麦，高粱）。蛋白质则有豆类提供——它们的蛋白质含量通常达25%，大豆则有38%。

从狩猎采集社会进入农业社会，不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动的过程，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演化更替。每个时期，人们都会选择更可靠的、能带来更多收获得生活方式。随着自然环境恶化，人口增长等原因，狩猎采集的收获越来越少，而农业的收获越来越多，人们才逐步从狩猎采集社会转移到农业社会。而新月沃地和东亚的作物最好，人们转移过去的时间也就最早，农业社会规模最大。

其他大洲呢？

刚才说了，原始人肯定会想尽办法充分利用每一种野生植物，并且进行了很多很多的驯化实验，所以其他地方当然也驯化了当地的作物，但是看看这些名字：

北美——向日葵、藜属作物，非洲中部萨赫勒地带——高粱、非洲稻，热带西非——非洲薯，油椰，埃塞尔比亚——咖啡，画眉草，西欧——罂粟，燕麦，印度河谷——芝麻，茄子，埃及——西克莫无花果，铁荸荠。

这都什么鬼？

向日葵、芝麻——能当饭吃吗？咖啡——喝多了倒是不困了，但也不顶饿啊？高粱——好像是贫困村农民吃的？罂粟——在违法犯罪边缘疯狂试探？燕麦——现在都是拿去喂马的？茄子——这个倒是行，但是天天吃茄子，顿顿吃茄子？西克莫无花果、铁荸荠、油椰、画眉草——听都没听过，能好吃到哪去？真好吃的话咱们能吃不到吗？淘宝店家不想挣钱啊？

所以你看，除了伊拉克和中国，别的地方就是没有特别合适的野生植物可以驯化，只能勉强种点当地有的。

地理学家马克·布卢姆勒对野生禾本科植物的分布做了全面研究后发现，世界上有几千种禾本科植物，其中种子最大的有56种，它们的籽粒比普通禾本科植物种子的平均重量要多十倍（也就是值得人们去收获和食用），几乎全部56种都是在地中海气候和其他干旱环境生长的，而这56种潜在的驯化对象中，分布在新月沃地的有32种！

但还有一个例外——美洲。美洲出产了两种高产得吓人的作物：玉米和马铃薯。那为什么美洲没发展起来呢？第一，野生玉米的籽粒很小，从野生玉米到人类能接受的作物玉米的基因变化较大，培育过程复杂，所以公元前年才培育成功，比小麦整整晚了年。

而且，最开始的玉米只适合热带气候，耐寒的玉米是公元年才培育成功的，不适合墨西哥以北的地区种植。

第二，马铃薯（土豆，洋芋）的野生祖先是有毒的。原始人在中毒后就不会再想去尝试吃这种东西，更别提种植了。所以玉米、土豆的驯化比小麦、水稻要复杂得多，时间也要漫长得多。土豆也是在公元前年前左右驯化完成的。这就让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发展起步时间比亚欧大陆晚了几千年（北美洲更别提了，一种能吃的主粮都没有）。

第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下面我们要讲的，动物的问题。美洲可驯化的动物也比亚欧大陆少多了。

戴蒙德统计，全世界种体重超过50公斤的食草和杂食的哺乳动物里，只有14种在20世纪前得到了驯化，其中9种只限于在地球上的某一些地区比较重要，它们是阿拉伯单峰驼、中亚双峰驼、美洲羊驼、驴、驯鹿、水牛、牦牛、爪哇野牛和印度野牛。

还有5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重要：牛、绵羊、山羊、猪、马。

我们看这14种动物最初的分布，就会发现：这14种动物有13种只在亚欧大陆上存在，只有1种在南美洲存在（羊驼），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北美洲、澳大利亚则一种都没有。

与野生植物驯化成农作物一样，古代的人类是很努力地尝试了他们身边的每一种动物，并不存在“古代人能力有限，不知道如何驯化某种动物”的问题。所有古代驯化失败的动物，直到今天，人工繁育也依然是很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只有这14种动物得到了驯化？

因为一种动物从野生到家养，需要这种动物本身具有一些天生的特点。这些特点，很可惜，是大部分动物不具备的。它们包括：

第一，吃素且不挑食。因为食物转化效率的问题，古代人类放弃了大规模饲养食肉动物作为牲畜的想法。而树袋熊这样对植物太挑剔的动物也不行。只有爱吃草而且不挑食的动物才可能做牲畜。杂食也可以，比如猪。

第二，生长速度快。驯化动物必须生长迅速，这样猩猩和大象就被排除了，尽管它们不挑食，但需要15年才能成年，而猪只需要一年。

第三，圈养中可以繁殖。猎豹和南美小羊驼等动物在求偶时需要一套复杂的仪式，只有在野外才能完成。被人关起来以后，它们拒绝繁殖，导致饲养失败。

第四，性情温顺。有一种可以吃素且产肉量大的动物曾经被日本阿依努人饲养，但是这种动物一岁多的时候就要杀掉，因为再大一些就不一定是谁吃谁了。它就是灰熊。

类似的例子还有非洲野牛。尽管非洲野牛体重一吨，吃草，生长迅速，但它凶猛的性情层让很多人类送命。中亚野驴和斑马也一样，直到今天，它们还是动物园饲养员最讨厌的动物之一，野驴的暴躁脾气和斑马咬人不松口的习惯让接近它们的人胆战心惊。事实上，在美国的动物园，斑马咬伤的饲养员比老虎咬伤的还多。

戴蒙德特别写到：“斑马实际上也不可能用套索去套——即使在马术表演中获得套马冠军的牛仔也无法做到——因为斑马有一种万无一失的本领，在看着绳圈向它飞来时把头一低就躲开了。”

第五，不容易受惊。有的大型食草动物在察觉到危险时会神经紧张，动作敏捷地逃走，还有一些则动作迟缓，挤成一群寻求保护。大多数的鹿和羚羊属于前者，绵羊和山羊属于后者。

如果一种动物容易紧张受惊，就无法圈养，把它们关在围栏里，它们不是被吓死就是活活撞死自己。瞪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新月沃地，山羊一万年前就被成功驯化，而瞪羚直到今天还是只有野生的。

第六，有合适的群居结构。并不是所有大型食草动物都能和平地挤在一起，比如雄性的小羊驼只要遇到了就会打架。而且一个群体里的动物有完善的“优势等级”，比如一个马群中所有的马在行进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只要跟随某一匹比自己地位高的马即可。这样，驯化的马群会自然而然跟在牧马人的后面，就像跟在级别高的马后面一样。而独居的动物只能单独饲养，比如猫和雪貂。

另外，有的动物虽然群居，但是群体和群体之间有很强的领地意识，比如羚羊，两个不同群体的羚羊如果关在一起，就一定会打架。而且大部分鹿和羚羊、盘羊都没有跟随其他同类走路的习惯，这让它们不会服从牧人的带领，无法成群放牧。

以上的六个人工养殖动物的要求，刷掉了地球上绝大部分的大型哺乳动物。广阔的非洲大草原上那么多姿多彩的野生动物，竟没有一种适合人工繁育（直到今天，人们用现代遗传学技术也做不到）。而澳洲和美洲的大型哺乳动物，则基本上在史前4万年到1万年间纷纷灭绝了。包括戴蒙德在内的很多学者推测，因为这些动物在漫长的进化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人类，所以第一次与到达这些大陆的人类相遇时，它们没有警惕和逃跑的本能，所以很快就被人类赶尽杀绝了。

例如，美洲的沙斯塔地懒和哈林顿石山羊都是在公元前11年前后的一两百年内迅速灭绝，那正是人类首次到达这一地区的时间。澳洲的大量有袋类哺乳动物和巨型鸟类也在人类抵达后不久开始灭绝，以至于现在澳大利亚已经没有比袋鼠更大的野生哺乳动物了。“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所有大型野生动物的消失对其后的人类历史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些动物绝种了，本来可以用来驯化的所有的大型野生动物也就被消灭了，这就使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再也没有一种属于本地的家畜了。”

现在作者已经解释了农业和畜牧业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以及非洲、美洲、大洋洲缺乏合适的野生植物和动物来发展农业的先天缺陷，接下来就是拼图的最后一块：大陆轴线走向对文明的影响。

文明是在交流中成长进步的。一个孤立的社会，很难比多个互相竞争交流的社会发展得快。对此，经历过闭关锁国的中国非常理解，不必多说。而最初的不同社会的交流，就是农业的交流。作者认为，欧亚大陆的轴线是东西向的（东西长，南北窄），而非洲、美洲大陆轴线（包括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的轴线）是南北向的，这影响了作物和牲口的传播速度，可能还影响文字、车轮和其他发明的传播速度。

在过去的一万年里，农业在新月沃地、北美东部、中美洲、东亚、埃塞俄比亚等地纷纷各自起源，虽然有早有晚，但还不至于形成巨大的差距。真正的差距是在最近两千年左右形成的：欧亚大陆上的中国、波斯帝国、希腊文明、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近代欧洲各国，一个个走上历史舞台，热闹非凡。而在这两千年里，非洲、澳洲和美洲好像要“寂静”很多。

其原因就是地理轴线：欧亚大陆的主要文明都处于同一纬度上，即北温带，而非洲和美洲则穿越了北温带、热带、南温带，所以欧亚大陆的气温气候很相似，一个地方培育的作物换到另一个地方也可以生长，很利于农作物的扩散。比如小麦，从河南到哈萨克斯坦到伊拉克到西班牙都可以种植，因为小麦是一种地中海气候下进化出的植物，要求冬天降水，秋天干燥凉爽，这样才能健康的抽穗，并且让人容易储存粮食。如果一个地方冬天降水不足，人类可以发展灌溉技术解决；但一个地方如果夏天秋天大雨不断、高温不止（比如很多热带地区），那小麦没有办法存活。

所以，中国尽管与新月沃地相距上万公里，但是仍在至少多年前就获得了麦子并广泛种植，“麦”这种源于伊拉克叙利亚的植物也成为了周朝的五谷之一。考虑到当时人类的交通能力，可以说东西走向的轴线实在太方便交流了。

但是在南北走向的非洲，如果埃及人种的小麦想传播到非洲南部，先要经过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然后再穿过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这些地区生存的民族不可能成功种植小麦，就不可能保留它的种子，小麦也就没有机会抵达本可以种植它的南非（直到欧洲殖民者到来）。

非洲的南北轴线也严重阻碍了牲畜的传播。赤道非洲的采采蝇是锥虫体的携带者，非洲本地热带动物对锥虫病都有抵抗力，但从欧亚大陆和北非引进的牛、马等牲畜到了热带非洲就全部死光了。

依靠辽阔的大陆，古代欧亚大陆的各个社会很早就建立了联系，各种牲畜也可以充分交流，比如在乌克兰最先驯化的马，也散布到了欧亚大陆各地，以马为基础建立的骑兵迅速被整个欧亚大陆的所有国家接受——如果哪个国家没有接受，那它很快就会被有骑兵的国家消灭了（想想胡服骑射吧）。但马这种在全世界各地都被人们热烈接受的牲畜，历时多年才从埃及进入西非。

跟牲畜一样得到交流的还有文字和技术，“丝绸之路”不必多说，而中世纪时阿拉伯帝国有数百年时间都是文明和科学最先进的地方，一部分也是因为它处于亚洲和欧洲的交点，可以同时获得两边流传过来的科学技术。

相比欧亚大陆的四通八达，美洲是一个非常悲剧的地形。美洲三大文明圈——北美印第安人、中美洲玛雅人和南美洲印第安人，彼此很少交流。墨西哥核心文明圈和北美富饶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之间隔着干旱的大沙漠，过不去；墨西哥与南美之间隔着只有几十公里宽的巴拿马地峡，而这狭窄的通路还被茂密的热带雨林和各种热带瘟疫所阻隔。

早在多年前，玛雅人就发明了轮子，南美印第安人就驯化了羊驼，然而几千年里羊驼和轮子从未遇见过彼此，导致整个美洲从来没能出现动物拉的车！而玛雅文字也从未交流到北美和南美。这两大文明之间的最近距离其实只有0多公里而已。

同理，受海峡的阻隔，澳洲本身缺乏具有驯化潜力的野生动植物，也无法从亚欧大陆得到农业，只能长期处于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技术的传播也一直无法抵达澳大利亚。

技术推广的另一个动力是战争，掌握新技术的社会可以打败落后社会，这迫使所有社会都拼命学习和应用新技术，消灭别人，或者被消灭。这也是欧洲各国在最近0年里突飞猛进的原因。但战争的前提是双方能打得到对方，因为各种山脉的切分、河流走向的差异、支离破碎的地形，欧洲不可能像中国这样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但也不可能像印加帝国和玛雅文明那样老死不相往来。

经常性的战争促进了各种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武器装备。欧洲是全世界最早大规模使用步枪和火炮的地方，并且发展出复杂的步兵、骑兵和炮兵配合的战术，而明清却把火器锁进库房。所以后来欧洲殖民者吊打印加帝国很容易，吊打大清也很容易，只是因为后两者在本地区内太强大了，没有对手，也就没有发展新武器技术的迫切需求。

所以，最后的总结：

农业社会因为人口优势、定居生活、大规模社会、专业的官员技术人员阶层出现和政府、军队出现，比狩猎采集社会更加先进发达，也可以走上持续发展技术和生产力的快车道。所以进入农业社会就是社会发展领先的前提。

而农业的基础——农作物和牲畜的野生祖先，主要集中在亚欧大陆的新月沃地、黑海沿岸、南亚和东亚，所以亚欧大陆的农业社会起步最早，优势最大。

此外，亚欧大陆的地理轴线是东西走向，有利于农作物、牲畜和文字、技术的传播；交通的方便也造成临近的文明互相竞争，加速刺激新技术的研究和采用。而非洲、美洲是南北走向的地理轴线，加上地形问题，不利于农作物和牲畜的扩散，也不利于文字技术的扩散，还缺乏不同社会间的激烈竞争，因此发展速度缓慢。

以上就是对《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大致总结。当然以上用一万多字总结原书的33.5万字，肯定是不全面的，书中有大量的图表、详细的考古学证据以及一些非常有趣的例子，比如对新几内亚土著和南太平洋土著的社会学研究，以及关于语言学的整个章节我都没有提及——作为半个语言学专业出身的人，看到这本书对非洲语言起源和分类的分析以及亚欧大陆文字发展的介绍还是很震惊的，作者的语言学功底扎实，论述也很严谨，而且看得出来，读文献的能力也很强...

最后，补充一段作者对中国的描写吧，这应该是国内读者看起来比较有意思的部分。全书第十六章名为《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

这一部分先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证了古代中国的华北是说汉藏语系（以今天的汉语为代表）的人所占据，华南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里被说苗瑶语、南亚语和傣-加岱语的人占据，随后说汉藏语的人慢慢取代了华南地区大多数说这些语言的人，而现在的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和马来半岛的人都是后三个语系的使用者，说明他们都是古代华南人的后裔。

作者写道，“历史上缅甸人、老挝人和泰人的向南扩张使热带东南亚的中国化宣告完成。所有这些现代民族都是他们的华南同胞的近代旁系亲属。”（还好我不是一名日本或韩国读者，不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加复杂的感情，尤其是对比阅读本书的《尾声：日本人乃何许人也》）

而更神奇的是南岛语系，这一语系是从古代中国大陆消失的语系之一，它在中国唯一的遗存是台湾的高山族人。使用南岛语系的人口本来居住在中国南部，后来很可能是受华北人的扩张压力而不断南迁，在台湾和菲律宾等地留下继续使用这一语系语言的后代，然后用几千年的时间穿过了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扩张到两大洋的几百上千个岛屿上，最远到达了澳洲的新西兰、南美洲复活节岛和非洲的马达加斯加！（详见第十七章《驶向波利尼西亚的快艇》，作者列举了详细的考古学证据和整个迁徙路线图）。所以，从技术角度可以不负责任地说，复活节岛上的巨石像是中国人建造的，毕竟作者本人都承认，“从泰国去往复活节岛的民族就是中国人的表亲”。

值得我们有远古历史自豪感的是，中国实际上有两个甚至多个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中心。也就是说，我们的农业是自己研究出来的，而不是像落后的欧洲人一样，要跟中东人学。

中国北方和南方气候的差异让不同地方的人选择驯化不同的植物，从而丰富了中国的农作物种类。比如水稻、蜀黍、大豆、柑橘、茶叶、杏、桃和梨都发源于中国，然后传播到全世界。在牲畜方面，中国人独立地驯化了猪、狗、鸡、水牛（主要是耕地）、蚕、鸭、鹅（其中狗是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分别独立驯化的）。

欧亚大陆东西向的交流通道早于丝绸之路几千年就出现了，虽然不是一步到位地直接连接中国与欧洲，而是通过一路上的各个相邻民族逐渐传播农业和技术。这样，中国驯化的动植物能够扩散到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而中国从西方得到了小麦、大麦、牛、马、绵羊和山羊——这一过程，最晚在周朝就已经完成了。

中国的青铜冶炼开始于公元前年到年间（插播一句：强烈推荐陕西宝鸡的中国青铜器博物院，里面的周朝青铜器个头之大，造型之复杂简直可怕），在公元前年，中国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铸铁生产。其后的1年出现了造纸、罗盘、独轮车、火药、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沟通南北的大运河，这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遥遥领先的。

作者说，“正如生态多样性地区之间驯化动植物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的粮食生产一样，文化多样性地区之间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所以，早期中国的快速发展并不是因为大一统，也不是因为一个强势社会向四面扩张，而是多个均势社会之间的激烈交流、竞争和兼并，以春秋战国为高潮，最后在东亚的半封闭环境的小世界里完成了整合。

虽然中国的南北梯度（导致的气候差异）妨碍了作物的传播，但这种梯度在中国不像在美洲和非洲那样成为一种障碍，因为中国南北距离较短；同时也因为中国南北之间既不像非洲和墨西哥北部那样被沙漠阻断，也不像中美洲那样被狭窄的地峡隔开。倒是中国由西向东的大河（黄河、长江）方便了沿海与内陆之间作物和技术的传播，而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广阔地带和相对平缓的地形最终使这两条大河得以用运河连接起来，从而促进了南北之间的交流。

所以，隋朝修建完大运河后，带来了唐朝的繁荣，而宋朝对江南和岭南地区的开发程度胜过以往任何朝代。韩毓海老师也认为，京杭大运河在晚清的一度断流是对清朝经济特别沉重的打击，也是清朝崩溃的原因之一。现在大运河的作用不如以往，纯粹是因为近多年铁路和公路的出现颠覆了内河水运的绝对统治地位。

就整个东南亚来说，“中国的影响就像蒸汽机一样势不可挡，先前的热带东南亚民族在这一地区的现代居民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东亚，“甚至朝鲜和日本也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影响，不过它们在地理上与中国相隔绝的状态，确保他们没有像热带东南亚那样失去自己的语言以及体质和遗传特征。”朝鲜和日本的水稻、青铜、文字和小麦都来自中国。

作为全文的结尾，我们再加一条中国对世界比较尴尬的“贡献”吧：人类的主要流行病都来自牲畜，而其中流感最早是从猪传给人的。因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驯化猪的民族，所以，现在每年在美国都要感染几百万人、杀死几千人的流感...实际可以说是非常有历史传统的MADEINCHINA。

以上的就是对《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一点总结，如果大家对哪些地方还有困惑，可以留言给我，我会在这本书和我自己的知识框架内尽力回答。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疫情早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