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凯鹅从H学校毕业来到郑州，人口近千万，生活在蜂巢样的建筑里，蜂巢是半塌着，像是废墟又像是施工中，蜜蜂们不用爬到底楼就可以飞出去采蜜，吃掉一小部分，再把大部分送回来。
爱的供养。
当时已经有很多人移民到互联网了，不过城市还是很挤。干什么的都有，在城市边缘的城中村里一百块钱可以租到房子。我是说，如果你兜里真有一百块钱的话。
郑州很大很兴旺，不过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那年中文系去到郑州的有七八个，有熟的也有不熟的。凯鹅并非一个人，秦二毛和他一起来得郑州，呆了一天走了。后来凯鹅发现王三折也在，在互联网上联系到他，当晚就从宾馆里搬到三折那儿。折先生也是暂借发小的住处，就是在这个时候凯鹅知道了房租的确数。
那个地方坐公交到市区里约一个小时长短，沿途能看到很多那种半塌的蜂巢，不停有蜜蜂飞来飞去。特别是出租车。出租车里有三个座位，挤一挤的话其实是四个。这意味着，如果一辆出租车只载了一个客人的话，司机会认为自己的工作严重不饱和，于是逢着马路牙子站着人就会停过去，问他去哪。落单或者游荡是不符合蜜蜂的生存道德的，必须动起来，有节奏有规律地动起来。这感觉就像一路的芳香还有婆娑清波，转了念的想那些是非因果，yi-ko-ko。
要用尽全力，即便仍旧不会看起来毫不费力。
想了解一座近千万人的城市并不容易，即便后者无时不刻地试图用它的价值观强奸你。严格来说这里有个悖论，就是：城市其实一直在避免接触某些人，那它又是何在避免与他发生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强奸他的？
这种糟糕的情况会让凯鹅想起去年，也就是年，一个人跑到郑州，在快黄昏的街道上漫无目的游荡，手里拿着一本鲍勃·迪伦的《像一块滚石》。书里写道：我来到了纽约，我并不打算了解这座城市。那时候凯鹅还不知道，并非每一个人试图做个旁观者时，都能像鲍勃·迪伦那么惬意。就算他要切入进去，也极有可能只是围着城堡打转。蜜蜂在精神上属于蜂巢，甚至实体上也属于蜂巢，但是稍微理性点就知道，蜜蜂们跟蜂巢没什么关系，只有少部分活在蜂巢里。
幸运者。
如果一个地方能够汇聚一千万人，就意味着能够出现足够多的幸运者。而互联网则能够把他们的幸运传递给更多人，织成一副可喜的幻景。蜂后是什么东西？也许蜂后是没有实体的，她的秘密就藏在这幅幻景里。蜂后可以把幸运装扮成任何东西，然后通过某种只有蜂类才能理解的语音告诉所有奔波的蜜蜂：就是这样子！
蜜蜂需要互联网，甚至不亚于他们需要郑州，需要郑州里半塌的蜂巢。
几年后管事者出了一本书，叫做《信心与希望》。在凯鹅混乱的编年史里，总感觉这些东西具有某种内在的相关性。
年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发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你在互联网上说要买什么东西，（如果你在郑州的话）当天就有人给你送过来。当天！甚至不用提前给钱，见了面把钱给人家就好了。这或许会让那些本质并不属于城市的人想，我来这儿干嘛了？
在他们而言去到城市仍旧是某种古老观念的延伸，老话叫赶集，也就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完以后，还是要回到自己那个有四方墙的家里，有满院子的葫芦和来回跑的狗等他回来。现在互联网就可以啦，而且都不用当时给钱，等人把东西送来时给他就可以了，那么来城市里还有什么意义？
一个蜜蜂为什么还要飞来飞去？为什么还要“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这里面有一道严重的裂隙，牵涉到一种伦理系统的倒塌，并且这种伦理系统还未完全地建构起来，并不足以抵抗10年甚至5年一遇的震荡。
不久后那人就会发现，问题解决了。
当他买完东西走在回来路上盘算着互联网之类的时候，家里的院子已经塌了。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互联网并不能让每个人都是原住民，但是城市却能让所有人都变成城里人。
凯鹅投奔三折的地方，我们姑且把它叫做L，当时还是个很原生态的村子。L的村边有一条河，河里有筷子长的鱼，河边有惬意地吃着草的牛。如果晚上睡不着觉，躺在房顶上还能看到郑州。这时候的郑州像是星云之类的东西，模模糊糊的一片光，把夜空映成了红色。也许你看这星云的时候，星云里的人正在马路牙子旁边撸串喝菠萝啤，老板娘麻溜儿地束着围裙，用沾着点油污的鞋子在啤酒瓶子和人腿中趋开一条道，灵敏地将毛豆花生准确地送到客人那里。
折先生有个笛子，晚上的时候拿出来吹，笛声会把同住一座楼的另一个会吹葫芦丝的人也吸引过来。两个人都是刚学的，热切友好地交流一些演奏方面的经验。当然后面这一部分属于凯鹅幻想的，实际上他并没有亲眼看到吹葫芦丝的人出现。他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人，住在顶楼，太热了，就爬上楼顶用凉水浇房，试图给楼降温。
“这样有用吗？”凯鹅问。
“唔……好点儿吧。”三折也不是很确定。
也许是记忆出现了偏差，回忆这个场景的时候，凯鹅总感觉L的楼顶都是等齐儿样高，从A楼到B楼如履平地，一个飞贼稍加培训便能够在L村正常作业。所以说高度决定影响力。当一个人能够站在更高的高度看待城市，比方说站在楼顶上看待时，便会发现自己生存的地方如此不同。那些发誓要把城市踩在脚下的男人，终于可以光明磊落地做个飞贼了。
在后来的时间里，凯鹅丢过许多东西，有些东西的失窃近乎不可思议。人在屋里，东西在屋里，飞贼却可以在不进屋的情况下把东西给偷了。为什么？这是如何发生的？或许只有爬到屋顶和那些高来高去的大侠们深入接触才能找到答案。
在这个时候慷慨接纳三折和凯鹅的人叫虎猛，比他俩大一些，做运货的工作，刚刚在郑州安定下来。虎猛此前曾在工厂里工作过一段时间，那地方很多人，大部分时间在工作，工作时很多人却极少和彼此说话，只是对着机器重复相同的动作。相对于蜂巢生活而言，这种状态更危险。后来虎猛离开了，来到郑州，做货车司机。
货车司机是一种比较自由的行当，据虎猛说。比方你和老板处的愉快，就帮他运货，四处和人打交道，过些个月攒够车钱自己买个，想给谁运就给谁运。这时就可以出没城市的任何地方了。
凯鹅的工作是在办公室里把一段段的狗视频剪切、缝合起来。这个工作的好处是可以看到很多狗，不方便的地方是不能到处走。那个时候虽说有互联网，不过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跟狗有关，好像也就不那么互联了。凯鹅本人对狗没有任何偏见，他支持养狗，也支持吃狗肉，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支持狗粉拦车以及狗黑黑狗。问题就在于，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必要这么紧密地围绕狗展开工作，特别是工资又不高，在郑州的一百天存活率太低了。干了大半个月后，凯鹅、三折离开了工作单位，拿着刚发的五六百块钱看看能吃点什么好吃的。
接下来就是失业。失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告诉自己终于可以静下来想想到底要做什么了，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想的，甚至连门都很少出。这个时候蜜蜂就不再是蜜蜂了，而是蜗牛。走到哪里都驮着壳子，每爬一步都在地上留下深深的印渍。后来便只在有印渍的地方重复昨天，今天是昨天，明天是昨天，后天也是昨天。时间像是被人抽走了，人也整个抽抽了。这大概是一种城市生活的副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说，城市生活其实是一种需要长期服药的慢病，但凡是药总免不了有副作用，而倘若因为副总用停止了服药，人也就开始出现更糟糕的反应。自由变成了奴役，大把的时间变成了虚空。蜂巢里每一只匆忙的蜜蜂，在你眼里仿佛突然有了意义，唯有你连匆忙也无，身陷一种极不道德的处境。
怎么办？
在L村的小河边，看牛吃草。有时候会下雨。想起身走走，都是去过的地方。兜里没有钱了，人还要吃饭。虎猛下半晌回来，也坐到草地上。
“不用着急，先在这儿住着，工作的事情慢慢找。”
“唔……”
事实证明虎猛是对的，因为不久之后就有了新的工作。而且终于不用剪狗了，甚至啥视频也不用剪了，只需要给人写个东西，告诉人家你能把一个洗脚盆子、一瓶白酒、一个新盖起来或者没盖起来的房子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视频，然后就有人给你发钱。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怎么美好？做视频就是一部分，不管你是卖洗脚盆子，卖狗，还是帮人卖洗脚盆子或者狗，只要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你就是在让城市变得更美好。
为了庆贺大伙终于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当然也是为了上班通勤时间不至于变成两小时，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了终于可以租房子了，凯鹅和三折终于搬到了郑州里边，搬到另一个城中村里了，并且和阁老胜利会师。
那一天虎猛开着货车帮他们运送行李，大伙高兴地吃烤鸭和花生米，明天仿佛更美好了。
凯鹅花生
